他的精神境界说就是现代的形而上学,是从中国哲学中继承下来的。
* 此文作于2003年5月7日,是对韩国学者李光虎的论文《从〈中庸讲义补〉与〈中庸自箴〉看茶山之诚哲学》的评论。这个论证是符合茶山思想的。
这样,就将人的成圣功夫变成可形可见而易行的实践过程,而不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体验或宗教信仰。李光虎,现任韩国延世大学教授,韩国退溪研究院院长,韩国退溪学会会长。一是人有乐善而恶恶之性,只须率以循之便能至善。顾春博士经过他的研究,明确指出,朱、陆二人争论的实质不是别的,正是易简与否之争。李光虎论文评论 丁茶山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,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
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,以致人们讨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时,不能不和理性主义联系起来。这是从反面证明情感之重要,情感之可贵。这就需要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方法,从事一场推陈出新的工作。
[10]《三松堂全集》,第1卷,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,第222页。他的精神境界说就是现代的形而上学,是从中国哲学中继承下来的。这样看来,接着讲的第一层含义,即逻辑化的理性分析,只具有方法的意义,只是一种手段。[9] 实际上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,但是,现代人也是人,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。当时,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,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作法,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,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。
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,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,而是从负面去说,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,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。到了这种境界,才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只有说了之后,才能知其不可言说。这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理解。
但是,作为天地境界中的人,同没有自觉意识的自然状态的人是不同的,天地境界中的人是自觉其同天、乐天的人。有了这种理解,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。大全是无所不包的,其中包括人。[2] 他经常以横渠四句自勉,又见《三松堂全集》,第10卷,第166页。
此即所谓变中之不变者,亦是人性之本然,即他所说的人学形上学。他在晚年又重申了这一主张。
至于究竟有没有天地境界那样的东西,这不是一个逻辑分析的问题,也不是一个实存的问题,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,也可以说是用哲学的方式解决宗教的问题。概念游戏是哲学的重要工作,但不是目的,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概念游戏而又超越之,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。
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、被控制、被掠夺的对象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,都推给宗教了[10]。[5] 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,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。冯友兰也说过: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冯友兰后来批评现代西方哲学家说: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,而对于可以使人‘安身立命的大问题,反而不讲了。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,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,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。
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,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,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。就是说,在人与自然之间,要建立一种根源性的伦理关系和审美关系,人对自然界要承担义务,尽其职责,从中便能感受到快乐。
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。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。
值得指出的是,冯友兰在其晚年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,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,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。
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大的变化,现代人的知识不管有多大的进步,同样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。人的心灵归根到底被归结为理智之心、认识之心,其根本职能与作用就是认识自然,获得积极的知识,进而控制、主宰自然。这既是时代的课题,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。
但是,只有分析之后,才能知其不可分析。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,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,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,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,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——解决人生问题。
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,即无规则的玩耍,而是很严肃的工作,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。[8] 关于这个问题,已有学者注意到了,如沈幼琴的《中国哲学和可持续发展——冯友兰天地境界研究》(见《传统与创新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)。
对于这样的时代,冯友兰是渴望已久的,他的哲学创作就是呼唤和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,并为之鸣锣开道的。二、接着讲的两层含义 根据这一情境,我们可以说,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含义,二者不可缺一。
其实,这种批判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。因此,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。为此,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,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,即为生民立命、为万世开太平。
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,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。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,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。
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。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,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,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。
而且能够超生死,成为永恒的人。在冯先生看来,舍此没有别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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